应援襄樊最悲烈的一幕，是由李庭芝招募的3000民兵在张顺、张贵率领下护饷突入襄阳城的壮举。1272年夏，二张率装满军需的船队，从襄阳上流乘夜浮水而下。他们以“此行有死而已”的气概，冲入元军布防于汉水中的水阵，与敌船水手短兵相接，奋力搏杀，竟杀开一条血路，冲过防线。于天明时分驶至襄阳城下。这时张顺已战死。张贵留在襄阳历数月，乃于秋天驾船舰出城，顺流下走，与围城的元水师激战数十里，杀出重围。后因接应的宋军失期不至，被元军袭败擒获，不屈而死。 1272年秋，元军因襄阳围久未下，决定先取樊城，以夺宋师军心。至冬，元军断木沉索，焚毁汉水上的浮桥，对樊城实施攻坚战。他们用巨型的西域抛石机“回回炮”猛击樊城，在樊城四周同时发起进攻，先后从三面攻破内城。1273年2月初，樊城宋守军巷战失败。城南尚未战死的军民，被元兵悉数屠戮。 从军事上讲，樊城失守并不对襄阳的存亡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，但它却极大地强化了襄阳守军因孤立而产生的绝望感。襄阳现在真正是危在旦夕了。 元军克樊城后，立即移攻城回回炮于襄阳城下。这时城内粮食尚可支撑，衣装、薪柴则都已断绝。时值冬末，军民被迫拆屋居作柴烧。襄阳守将吕文焕每次上城楼巡视，总是忍不住“南望恸哭”。 2月，元军用回回炮轰击襄阳，打中城内谯楼，军心大惊。吕文焕困守襄阳首尾六年，战至兵尽力竭，被迫降元。这时距离樊城之破不足20日。当时人作诗曰：“吕将军在守襄阳，襄阳十年铁脊梁。望断援兵无消息，声声骂杀贾平章（指贾似道）。”诗歌批评宋朝当局坐视襄阳孤军苦守，这一点不尽符合事实，但它表明舆论对吕文焕不得已而献城出降，颇抱同情之心。 襄樊之役再一次集中地暴露出宋军的虚弱。在前方有过作战体验的元朝高级将领，纷纷建议忽必烈乘这个机会全面攻宋。襄樊前线统帅阿术说：“臣略地江淮，备见宋兵弱于往昔。今不取之，时不能再。”阿里海牙说：“荆襄自古用武之地。汉水上游已为我有，顺流长驱，宋必可平。”忽必烈让相臣们讨论，却久议未决。阿术于是再谏道：“如今是明主君临天下，却放过这个衰乱的小朝廷不去征讨。臣恐怕今后再想攻宋。只会比今日更难了。”根据夸扬阿术功德的他的庙碑碑文记载，忽必烈听到这番议论后大喜，他说：“你的话正好符合我意。”元廷乃决意大举灭宋。 实际上，还有两个人，应当对忽必烈的决策起到更关键的促进作用。一个就是襄阳降将吕文焕。他的哥哥吕文德生前曾是宋朝“声望、知略高出流辈”的名帅。沿江一线将领，很多人是吕氏旧部。吕文焕本人长期在前线带兵，对南宋江防也了如指掌。他虽然以李陵自比，表白自己力屈而降，心中犹不忘报宋，但时迁势转，终于身不由己。当时人作诗嘲讽他说，“须知李陵生，何若张巡死”。廷议之前，忽必烈驿召吕文焕至大都面谈，显然使他对灭宋信心大增。元朝人乃至把宋的败亡归因于刘整、吕文焕之降，说若无刘整，元朝无由知宋之虚实；若无吕文焕，则元军“无以周知渡江之谋”。另一个人是德高望重的史天泽。他显然也赞成灭宋，对忽必烈说，只要命一蒙古重臣都督诸军，“则四海混同，可计日而待矣”。他虽已年老，仍主动请命，自谓作一个副帅，“犹足为之”。一个多世纪前，在金朝做官的北方汉人，大多数都强烈地反对金军进一步渡淮灭宋。因为金朝从北宋手里抢得中原，逼宋南迁，华北汉人尽管可以心安理得地“各事其主”，但对南宋多少总还有一点“父母之邦”的认同心情。元朝在中原取金而代之，北方汉人完全将南宋看做是“使介交通”的“与国”。所以只要力所能及，对“席卷三吴”再没有什么其他犹疑之心了。 襄樊之役结束的次年，即至元十一年（1274）三月，元廷调兵数十万，以伯颜、史天泽（不久因老疾召还）、阿术、吕文焕行省荆湖（后改为河南行省），由江汉图宋；以合答、刘整、董文炳行省淮西（后改为行枢密院，由河南行省节制），驻扎淮水之上的正阳，南逼大江，截断宋在沿江设置的东、西两大布防区之间的联系；淮东元军则由察罕统帅。这样就形成以伯颜为主力的三路灭宋态势。七月，伯颜等将领到陛前向忽必烈面辞。忽必烈以本章开头的那段话训谕诸将，要他们取法北宋攻灭南唐时的主将曹彬，以“不杀”取江南。九月，伯颜从襄阳前线沿汉水趋郢（今湖北钟祥）。元王朝大举灭宋的战幕掀开了。“太后传宣许降国” 恰恰是在元廷发表建荆湖、淮西二行省伐宋的前一个月，南宋权相贾似道的母亲胡氏去世。贾似道居丧的三个月，本应当是宋政府加紧备战部署的关键时日，但这位皇帝的“师臣”要尽孝道，按常例不署理军国重事，朝廷竟在束手观望中任时光白白流逝。七月宋帝度宗死Ｍ.ＤAｍＩNＧＰuＭP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