翼军主力南下川东。三路大军相约会师长江中游，再挥戈东向。这一战略计划，因为蒙哥战死四川而中止实施。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接到蒙哥汗死讯时，忽必烈正在指挥左翼军南下的途中。他仍坚持渡淮南行，进围鄂州（今湖北武汉市武昌）。蒙古军围鄂近两个月，粮尽疾作；由西南北驰的蒙军又被阻隔在潭州（今湖南长沙市），不克增援；再加上担心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先发制人、夺取汗位，忽必烈这才决定退兵。返回北方。 在称帝后的最初七八年内，忽必烈先要集中力量对付阿里不哥，接着是趁平息李璮之乱解决华北世侯擅权的问题，所以在对宋关系方面保持十分克制的态度。他虽然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、山东两大都督，与宋朝的京西湖北、淮东淮西两制置使犄角相峙，但其意图只在镇边，而不急于攻宋。国信使郝经被宋朝拘留在边镇，他不过遣官诘问；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，下令宽赦，发还其货物。甚至当戍边将士求战心切，“皆以举兵南伐为请”时，他也只是下一纸诏文，虚称当待“秋高马肥，水陆分道而进，以为问罪之举”，藉以慰抚军心而已。两方的军事对抗在这个时期稍见缓和。 至元三四年以后，忽必烈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渐趋稳固，元对南宋的战火于是重燃。 这时候，元朝的攻宋战略，与前两任大汗相比，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。虽然由于南宋的泸州（在今四川）守帅刘整叛宋投元，蒙古当时得据有泸州辖境内的部分土地，但因为泸州城难以守卫，蒙古军遂将刘整从宋兵包围中接出，弃守而去。宋元在四川的对峙态势与此前相比，并没有太多的变化。尽管如此，忽必烈却决意暂缓用兵四川，集中力量从中路突破宋荆湖防线，然后向东、南两线推进，克定大业。 早在忽必烈奉蒙哥汗命令南下指挥左翼军讨宋时，汉地就有人向他建议过“据有上游（这里的“上游”实指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），戈船东下”的平宋方略。至元初年向他力主此议的正是从泸州降元的刘整。他在陛见忽必烈时鼓动他说：“自古帝王，非四海一家，不为正统。圣朝有天下十七八，何置一隅（指偏安一隅的南宋）不问。而自弃正统邪！”他提出的“先攻襄阳，撤其扦蔽”的战略方针显然大合忽必烈的心意。召见刘整的第二年即至元五年（1268），元廷命刘整率汉军驰赴河南前线，与屯驻在那里的阿术“同议军事”，规划进攻宋荆湖重镇襄樊（在今河南）事宜。同年又派姚枢至河南经理屯田，“张平宋本”。 把主攻目标从长江上游转移到长江中游，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策。蜀地险厄，易守难攻，又因长期战争而凋蔽不堪。在当时条件下，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强攻而得之，对改变宋元对抗的总战略态势未必会有多少益处。而争夺荆襄，兵临大江，再顺流而东，是中国中世纪历史上一再重演过的战争伟剧。自蒙古南下以后，六盘山一直是他们驻牧休养的一个大本营。对他们来说，从那里途经汉中，进入川地，甚为近便。于是攻蜀似乎变成了蒙古侵宋战略中的一种思维定势。在后人看来，数经挫折后改弦易辙乃势所必至，但对当事人而言，这仍然是了不起的战略转移。 1268年秋，元军开始实施包围襄樊的军事行动。樊城在汉水之北，较易为元军控制，所以围城重点在襄阳。元军很快夺得襄阳周围诸要隘，筑寨戍守，包围圈长达数十里。1269年春又围樊城。但这时襄阳犹得与其以南诸宋地相交通；另外，襄、樊两城隔汉水相望，有植木江中、贯以铁索的浮桥相连。所以襄、樊之间及其与外界的联系，并没有完全中断。1269年初，元廷派北方汉人官僚中资望最高的史天泽带枢密副使衔，偕驸马、枢密副使忽剌出至前线督师。史天泽视察形势后，又在襄阳外围地区加筑一道围城工事，“筑万山以断其西，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”，在南线则将城南三十余里的百丈山也置于包围之内。翌年再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，上置弩炮，以扼敌船。再明年即1271年，加筑“一字城”于襄阳城南的岘山、虎头山一线。襄阳通往外界的陆路基本上被断绝。在这之前，一心想建灭宋头功的刘整已开始制造船舰，训练水军。即使因雨天不能出至水面，也“画地为船”坚持操习不懈。 从元兵对襄樊实施围城战的次年早春起，宋军就不断地由水、陆两路增援襄樊。战事之初，宋水师大概还有一定的优势，所以攻击元军和运送衣粮进襄阳，更多地使用舟师取道汉水行动。张世杰、范文虎、夏贵等名将都曾参与援襄之战。1270年秋、1271年夏，范文虎先后两次统舟师大举应援，兵力都在10万上下，但均被蒙古军击退。甚至当1271年秋，元军在汉水中流置放了7枚巨大的圆石以阻塞河道之后，宋军仍然在翌年春末趁江水暴涨，以轻舟强行突破水上障碍，将馈饷送入襄阳城中。这时樊城的外城已被元兵攻破。 宋军ｍ.dＡMＩｎgｐUｍｐ.Ｃｏ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