戚不相顾，只有你冒险为我们讨回冤枉。疾风知劲草，在你身上看到了。我家产业于丧尽后得复还，都是你出的力。我应当怎样报答你？”于是分肥田美宅给他。赵一德说：“我虽然是一个低下的人，但绝不是为图利才这样做的。因为伤心使主无罪被诛，所以留下来报答他。如今老母80多岁，可以回去侍养她，使主对我的恩赐已够厚了，还要田地房屋做什么？”不受而去。皇庆元年（1312），朝廷旌表他的家门。 第十章 一般读书人的故事。 至正八年（1348），从全国17处乡试中选拔的200多名“乡贡进士”，集中在大都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。这一届会试的左榜第一名（元朝科举考试分左、右两榜发表，右榜为蒙古、色目人，左榜为汉、南人）王宗哲，乡试时即为所在考场第一名，以后殿试又是左榜第一名，所以被人称为“三元”。王宗哲自己没有想到，他这个元朝十六科中惟一的“三元”，却是因为考试官冤屈了另一个叫王伯恂的考生才做成的。原来判阅会试的试卷时，考官中有一个人对王伯恂的答卷特别满意，说：“此人是天下奇才，应该列为第一名。”但王伯恂是一个“南人”，考官中另有人主张，不宜让南人居第一位，想把他置于第二，而且预先为他留出了第二名的位子。但主张“宜置第一”的那个考官不肯让步，说：“我们评判考卷，只能以才能文学决定高下，怎么可以分南北籍贯呢？要把他置于第二，我宁可不取录他。”互相争论了好几天，始终没有一个结果。发榜的日期迫近，主考官只好另选别人来补足第二位的空缺，王伯恂竟然因此而落选。发榜以后，考官们自己也觉得不公正，互相谴责；被取录的士人都感到愧对王伯恂；落榜的人们也纷纷为他慨叹不平。 鲁钝生，其名不详，江南某地人。六岁喜爱读书，每日记诵万余言；10岁会写古诗歌；成年后专攻《春秋》经学。他的外貌奇古，被人以为是畏兀儿人。他笑着说：“假若我出身西域种类，只需花一天的时间写卷子，就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右榜第一人。”只可惜他生在江南。因此以孤独高洁的行为落魄于湖海之间，随心所欲，自暴自弃。浙江的廉访机构曾经辟用他为书史。鲁钝生深不以为然，手抱文书对大官说：“这不是我的本行，也不是我的志向所在。”乃辞职而去。这时候东维子杨维桢正在浙西等地教书，鲁钝生与他同游天目山。他酒后必歌诗、写字、画画，直至尽兴。鲁钝生性刚直，容不得别人的过失，经常当面责斥之；人有一善，必也称道不止。晚年著书，自号“金马子”。有《太平万言书》。某年忽然从葛峰往访杨维桢，说：“我要像太史公一样去周游名山大川，如果遇到伟人问我是谁，我懒得自我介绍。请你为我写一篇传记。”杨维桢于是为他写了那篇颇为有名的《鲁钝生传》。红巾起义与元朝的灭亡“堂堂大元，奸佞专权。开河变钞祸根源，惹红巾万千。” ——陶宗仪：《辍耕录》 石人一出天下反元顺帝在位的三十六年（1333～1368），元朝政治进入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。这时候，蒙古和色目上层的观念意识和文化，越来越全面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。漠北军事贵族对中央政府和漠南政治的干扰程度大为削弱；朝廷中虽然出现很多派别，但他们表达不同的政见、维护各自小集团的权益时，所用的差不多却全都是儒家的观念和语言。但是，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，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；相反，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，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。号称“小尧舜”的金世宗和清朝“十全老人”乾隆在位的时期，就都发生过同样的现象。元朝中、下级官僚的腐败在顺帝朝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。地方官公开勒索的花样百出。下属初次参拜要奉“拜见钱”，每逢时令佳节要讨“追节钱”，生辰有“生日钱”，公务过手要“公例钱”，送往迎来要“人情钱”，拘追人犯要“赍发钱”，审理诉讼要“公事钱”，没有事情白要叫“撒花钱”“撒花”是波斯语的译音，译言礼物），勒索的钱多叫“得手”，得到一个富裕地方的官职可以肆行敲榨叫“好地分”。连监督吏治的廉访司官员也污浊不堪，民间把他们看作“与贼不争多”（与贼没有多少差别）。进入汉地的世袭蒙古军官只会饮酒食肉，双手不知道怎样操执槊戟，临战时一见敌手就先自溃乱；色目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衰退。所以小股的反政府武装，常常可以横行郡县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在一个种族关系非常敏感、而统治者的吏治和军事机器又十分衰败的时期，元朝统治产生并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极大地增长了。 元顺帝顺帝即位后的前八年，基本上是权臣伯颜擅政的时期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。后至元六年（1340），顺帝用政变式的手段废黜伯颜，起用脱脱实行“更化”。至正四年（1344），脱脱以身体不适、“年月不利”请辞十七次，获准；又于至正九年复相。1340年代，元朝的政局稍见平稳，但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却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其一是金融危m.ＤamＩｎＧＰＵMp.ＣO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