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教谕、山长，就是学录、学正或教授。读书人想从学官晋升，获得真正做父母官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。辗转岁月，能做到州学中教授的，大概10人中不到三四个，这时差不多要致仕（即退休）了。能做到路学教授的人，不过百分之七八。能做到县主簿这种小官的，不过百分之一二，所以当时做学官的人都有“皓首不调”之叹，他们写诗道：“热选尽教众人取，冷官要耐五更寒。” 正因为这样，科举诏颁，士人一时间都欣喜不已。“废简回春冷灰外，寒窗读赋万山中”；“重期将相公侯选，肯信倡优卜祝同”？有些地方本已科废学散，如今“一朝科复梦惊回，却恨穿杨无妙手”。怅然之余，他们便急忙“摇官船去买官书”，甚至一些年逾古稀的南宋遗老也怦然心动。被誉为“老子复出”的赵仪可这时已75岁，还要应考，“然终不自得”。陈大有是宋咸淳乙丑（1265）进士，行省请他做乡试阅卷官，他执意不就；参加考试不中，当时已经74岁。 延祐二年（1315）的首次京师会试和殿试，就是在这种热烈气氛中开场的。深得仁宗知遇的李孟受命知贡举，他兴奋地赋诗道：“百年场屋事初行，一夕文星聚帝京。豹管敢窥天下士，鳌头谁占日边名？宽容极口论时事，衣被终身荷圣情。愿得真儒佐明主，白头应不负生平。”张养浩也以礼部侍郎预知贡举。有人主张严格取舍，他说：“科场废罢已历百年。一旦使考生由失望而生怨懑，一定不能广收士人之心，恐怕会妨碍今后收罗人才。”在他的坚持下，元廷对被淘汰的考生也授予官秩。发榜后，新进士呈递名刺（即名片）求见。张养浩不见，书《免谢帖》于方寸纸曰：“诸公但思至公血诚以报国政。自不必谢仆，仆亦不敢受诸公之谢也。养浩复。”张家门人即以此纸传谕诸生，一时传为佳话。 延祐占首科取士56人，其中蒙古、色目人16人。终元之世，共举行科举16次，累计取士共1200余人。 皇庆、延祐之初汉法的再推行，被有些历史学家看做是元王朝继忽必烈时期之后的“第二期儒治”，但它从一开始就处在答己太后集团的掣肘之下。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铁木迭儿，在武宗朝初任宣徽使（时归太后掌管）时就与答己太后关系密切。至大元年，铁木迭儿被外调江西、云南，但是他竟偷偷“离职赴阙”，回到答己身边，被发现；仍以皇太后旨“得贷罪还职”。武宗一死，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，从兴圣宫降懿旨。抢先召铁木迭儿回京，并用为中书右丞相。仅这一年春天，答己以“内降旨除官”即达千余人，其中很多是过去因犯罪被罢废的人。太后这种纵情私欲、浊乱朝政的行为，用儒家学说关于端坐宫闱、“母仪天下”的规范去衡量，相差实在太大。于是朝内朝外自然形成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。 仁宗对母后答己的肆行威福，心中显然不满。延祐元年敕内侍只授中官，其中就有制约太后内降旨除授身边亲信的意思。皇庆二年初，太后起用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“以病去职”。到十二月，以归葬父母规避铁木迭儿的李孟还朝，仁宗立即重新任命他为中书平章政事。不到半年铁木迭儿复出，李孟即行乞退。延祜元年末他虽然仍拜授中书平章，似乎只是为了以中书执政地位主持策试进士的科举，自此即以“衰病”不复任事。仁宗无奈，又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，寻升平章政事，希望用他来牵制铁木迭儿。中书省内变动不居的人事更替，曲折反映出帝后间对官僚中枢的暗中争夺。 汉族文人多把仁宗对答己太后的曲意退让奉承为“孝养顺承，惟恐不至”，称赞他“视虞舜而不愧”。其实除了他个性上的原因外，促成帝后之间妥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是仁宗一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，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。延祐二年十一月，他几经犹豫，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。本应当立为皇储的武宗长子和世被封为周王，次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，命随周王道经陕、川之云南就藩。和世到皇宫辞行，若不是有人力谏，连饯行的酒饭也差点吃不到。他行至陕西，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，失败后狼狈改道西奔，到阿勒泰山外去投靠察合台后王。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，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刺为皇太子，并于次年正月诏告天下。汉文记载把仁宗胁迫和世离京就藩、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，说这是铁木迭儿为“固位取宠”，与答己“定谋禁中”的结果。仁宗改储无疑取得了母后的支持，但他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。差不多与此同时，在河南、江西等地实施的“经理法”也因激起民变而中止。这一挫折更促使仁宗在政治上趋于消极，转而与后党妥协。 延祜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，是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土地，纠正有地者逃避赋役、无地者产去税存的情况。从延祐元年冬起，元廷遣人分道经理江浙、江西、河南三省田粮。但由于地方吏治腐败，经理官吏奉行过当，针对百姓“自实土田”的检阅与查验活动，到处演变为括田的暴政，ｍ.dAMｉｎgpUmP.ｃo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