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反对者、挑战者?” “不,你虽然有种种神异之处,可你的敌人却非是你能对抗的.有一句话我并未哄骗你,终有一日,你将与陛下分道扬镳,到了那时,你纵使有滔天的能耐,也敌不过皇权。” “说这些还为时尚早,对于变法来说,景清的血誓,只是一个引子。” 姜星火冷淡的说道:“现在,你们的挑战,才是真正开始。” 黄信用右手挠了挠满是跳蚤的发髻,低头道。 “我观察你很久了,若是没猜错的话,下一步你的‘强国富民’,便是要跟王安石一样,走理财的路子了吧你学着荀子、韩非、商鞅那套,舍王道行霸道以治国,舍大义求实利以富国,可你的对手不只是士大夫,还有积累了数百年的道德学问,看不见摸不着,却又比任何庙堂上的人都令人畏惧得多。” “我知道你很强,在学问上攻破了理学最后的几座阻碍之一,便是称为一代儒宗也毫不过分,可永康学派的龙川先生(陈亮)便不强吗?我观你的学问路子,所谓‘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,实践才能出真知’,走的还是龙川、心水(叶适)两位先生的事功之学(主张务实而不务虚,强调理论必须通过实际的活动来检验,认为‘无验于事者,其言不合,无考于器者,其道不化’)的路子吧。” 这里的浙东永嘉、永康事功学派,指的是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学问派别,与当时朱熹的理学、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儒学三大学派,只不过事功之学较少为后人所知。 黄信晒然道: “要变法,有些东西是绕不过去的。” “龙川先生和朱子的王霸义利之辩,再来一次,你觉得你能赢吗?” 黄信没有说谎,变法的最大阻碍,从来都不是什么庙堂上搞政争的文官士大夫。 只要是个体,在绝对的武力面前,都是无足轻重的。 事实上,若是只靠砍人就能变法,那历朝历代敢砍人、有意愿变革的帝王名相多了去了,怎么没几个敢动又能成功的呢? 变法,表面上变得是法度,守旧,表面上守得是旧制。 可实际上归根结底,争得是庙堂乃至社会道德里最核心的命题,是不折不扣的道统之争。 能不能不争道统,而直接变法闷声发大财? 在中国古代的庙堂环境中,答案是不能。 因为变法必然涉及到最经典的“王霸之辨、义利之辨、古今之辨”,这三个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争论。 就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来说,这不仅是价值取向不同的问题,而且在现实庙堂领域,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各自的实质内容,正如宋人张木式所说:学者须先明王霸之辨,而后可论治体,这就是说辨别“王霸”并不仅仅是哲学思辨,而是非常现实的庙堂问题。 至于“义利之辨”,义利问题和义利关系在儒家伦理思想与价值观中是极为重要的,而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等人坚持董仲舒的观点,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.讲道义当然容易,当然是某种庙堂正确,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指点点可太爽了,可变法,就是要重功利而轻道义。 “古今之辩”就更不用多说了,庙堂上到底是祖宗之法不可变,还是说法度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?学术上到底是师古,还是师今?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地哲学问题,而是极为敏感的庙堂问题。 总而言之,古今、王霸、义利,这是几千年都绕不过的老命题。 姜星火就算是让朱棣把所有反对者都砍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,但就算是说气话,到最后还是绕不开这些问题。 想要变法,想要进行儒教变革,解除思想禁锢,与制造力同时解锁,来完成从思想到现实的双重变革,那么这些挑战是他所必须面对的。 换言之,是时候掀起一场思想上的讨论与变革了。 这才是“启蒙大明”真正要做的事情。 只有完成思想解锢,近代科学才有最基础的发展和传播的空间,有了近代科学,才能进一步促进工业化,让这个世界的大明走上一条新路,这是发展科学的前置条件。 说实话,光靠科学实验震惊古人是没用的,古代从来不缺奇思妙想,缺的是给这些奇思妙想建立一间遮M.daMiNgpump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