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烈的秋阳直射在脸上，廖明永非但不怵，反而仰面迎了上去，思及适才行在内面圣的情景，嘴角逐渐洋溢着比之阳光更加灿烂的笑容。 布政使司衙门，对廖明永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但这一次前来，尤为特殊，皇帝在临幸岳麓书院后，仅隔一日，便再度召见院正廖明永，态度可谓特殊。 于廖明永而言，也是一件值得格外重视的事情，别的且不提，作为南方文坛领袖，一方山门魁首，这还是第一次受到大汉天子接见。 于廖明永个人来说，已经是莫大的荣幸，更为重要的则是，他也是代表着整个南方士林单独觐见皇帝，如果是整个南方太大了的话，那么他至少也代表着整个湖广士林。 在廖明永看来，这甚至可以称为“历史性的突破”！文人，准确地说传统文人在当前的大汉，是并不吃香的，读书人虽然受尊重，但政治地位却基本处在第四五等，君亲、勋贵、官僚，才始终占据着大汉核心统治阶级高地。 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主要来源于三方面的因素，其一便是自唐末以来长期的军阀当道的历史背景，虽然在老皇帝在统一的过程中进行了梳理重塑，但从结果来看，也仅仅是拨乱反正，而非矫枉过正，武夫思想的“遗毒”至今也难说清除干净了。 再加上大汉在过去几十年的不断扩张，也从事实上助涨着军队的威势，巩固着武人的地位。文武兼重、文武制衡是朝廷的驭用之道，但事实上，如无上层权贵的帮助玩笔杆子的想要压过动刀子的，当真是不容易的。 其二则是贵族阶级、贵族官僚集团的复苏，这是老皇帝亲自鼓捣甚至纵放出来的，如今已然做到，在大汉的中上层起着关键作用，与朝廷统治的勾连尤深，到了老皇帝都难彻底压制的情况。权贵的占据着大量且主要资源，留给士林的就更少了。 第三则是由老皇帝发起的科举、教育制度改革了，这对传统的孔孟之道的冲击是巨大的，如不求变，仅奉圣人之言，未必没有前途，但前途必然有限，实务虽只二字，但在思想、制度的领域所造成影响力却是无限的。 就拿湖南道来说，读书人的地位很高，还诞生了湘学体系以及湘士党团，但这仍旧只是一种地方性情况，属于地方政策保驾护航下出现的状态。湖南道的形势放到全国，不说独此一帜，总归是少见的。 所谓湘学、湘士，根子在湖南道，最实际的影响力实则也局限在道了，出了荆湖南道，买账的人并不多。 如廖明永这样的大学问家，对“湘学”的发展有巨大功劳，扛着“湘学”的旗帜大步向前，突破湖南道地方的限制，可谓其必生追求。 然而，何其难也！比起中原、河北，比起关西、川蜀，比起湖北、江南，在文化上湖南的底蕴实在是太薄弱了，甚至于没有多少传统可言，想要向外扩张输出学识理念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，为人所鄙都是常态。 不过，或许也正因为这种在传统性上的缺乏，使得湘人在治学上更加灵活，更容易接受新鲜理念，这也是过去几十年湘学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。 当然了，所谓湘学，并不是抛弃传统、标新立异，相反，对于忠恕、仁孝、友爱这些大道依旧坚持，奉为圭臬，只不过在此基础上，长沙的一些治学大家尝试着结合当前的政治格局与朝廷的用人偏好，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。 这些新的东西，也在几十年的发展、碰撞、糅合之中，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治学办法，一种新思想。其核心就在于当年老皇帝提出的四个字：经世致用。 老皇帝当初只是提出一种理念，甚至只是在用人、选贤上表达自己的偏好。但后来湘学的发展深刻解释着一个道理：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 在以廖明永为首的一干湖南道名士的努力之下，将老皇帝的理念，完善提升至理论高度，并以此治学，发扬光大…… 显然，所谓湘学，其本质还是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说，其政治理念与主张固然保留了大量传统道德，但在思想性上却是不断靠近统治者，利于其统治。修习湘学的人本质上还是为了更方便进入仕途，担任官职，完成阶级身份上的巩固或者转变。 而大汉最大的统治者是谁，开宝皇帝！对于一门学说来说，几十年的发展并不算长，想要获得突破，甚至还要更久。 至于湘学的对扩散为何缓慢，除了传统思想以及其他学派的阻滞之外，也因为其主要服务的是最高统治者。而老皇帝的那些倡导，可不是符合所有人理念以及利益的。 如此也就可以看出，湘学为何能在过去的三十来年快速发展，官府丝毫不受阻，甚至大力扶持。说穿了也很简单，其立意太“红”太m.ＤAｍｉＮgpＵＭｐ.cＯ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