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契丹人也确实称得上“安分”。 有刘承祐的思考，再辅以宰臣们的分析，很快就把情况基本搞清楚了。而万卒寇代的举动，虽然从中感受到了少许异样，但也暂时只能用“试探”来解释其举动。 杨业的胜利，使得积压在刘承祐心头的少许郁闷释放了许多，对于他的大胆出击，以少敌多，并战而胜之，刘承祐表现得十分高兴，并说道：“杨重贵果成名于此！” 斩首1879颗，其中契丹人就有728人，其余杀伤还不算在其中，而自身伤亡，则在千人以内，加上俘虏，加上缴获，实实在在的一场大胜，酣畅淋漓。大汉朝廷，乃至东京士民，多感振奋，对之都是多加褒扬，在皇帝的授意下，宣慰司也出来干活了。 不过，这种氛围下，还是有人站出来扫兴，说杨业贸然出击，有失守关城的风险，以麾下性命成就自己功勋，大杀辽兵恐引起两国大战…… 对于这等言论，都不需刘承祐发话，枢密使柴荣当众就将那进言的御史给大骂了一顿。其后，左都御史崔周度，迫于群情，主动将那下属直接贬到地方上去了。 对此，刘承祐只是感慨，这世间终究还是愚者多，智者少，不识时务，自以为是的人，更比比皆是。 对于雁门大捷的有功将士，刘承祐自是不吝赏赐，杨业的爵位没有提升，仍为崞侯，不过加了“开国”，并提升禄粟，同时将其妻冯氏赐五品诰命，其长子杨延昭赐勋职，让杨业成功实现封妻荫子。 至于其下的康延泽等将校，也都是厚赏，伤亡优恤，功狗恩赐，用最直接的行为，彰显皇帝对于此战有功将士的态度。 恩诏一下，东京朝堂又起波澜，在京的武臣及禁军将校，纷纷上表，请求皇帝出兵北伐，请战奏表几乎堆满崇政殿的御案。 汉将们，有的是功业心作祟，有的是受杨业的胜绩所感染，统一战争虽然重要，同是功劳，但自古以来，还是对外战争、开疆拓土，更能激发有志之士的热血与豪情，更何况此次是契丹人主动搞事，而对于北面的强敌，上下也都抱有一定复仇雪耻的心理，毕竟任其在北疆猖狂几十年了。 有的人呢，则纯粹是凑热闹了。而禁军的高级将帅中，也多有下场表态的，比如韩通、孙立、李重进、李继勋等人。 包括赋闲多年的前侍卫司副帅王殷，也主动向刘承祐上表，希望能北伐从征。当年何福进病逝，朝廷选派北面都帅，任命都已经下达了，可惜王殷得意猖狂，行为放肆，为人弹劾，也触怒了刘承祐，直接被一撸到底，不只丢了北面都部署的帅位，还把侍卫副帅的军职也给丢了。 这些年，朝廷不论是取荆湖，还是灭蜀，王殷都曾主动请求出征，不过都被刘承祐给拒绝了，一是大汉不缺将校，何须他这个花甲老将，二则是，当年的不矩行为给刘承祐印象实在太差了。 这一次，也是王殷最后一次主动请命了，如果再不能给机会，他也就不作他想，忧忧郁郁地去过他的晚年了。 剩下的将帅中，慕容延钊、向训、赵匡胤也都没有轻易表态，这是三名政治成熟的将帅，心里清楚，下面闹得再积极，还得看皇帝的态度。而北伐的决策，可是朝廷头等的大事，需要朝廷诸公仔细讨论，全面筹算，不是轻易可下决定。 这些，都还是在京的将帅，而地方的将领们，尤其是河北的边军，虽奏表未至，但刘承祐已能料想到彼辈跃跃欲试之志，拳拳报国之心。 将帅请命的背景下，是一场事关大汉战略的争论，南北之争，这几乎是贯穿开国以来大汉战略方向的议题。 早年的时候，基本没有太大的争议，当时国家实力不足，战略环境也谈不上好，四面皆敌，且漏洞不少，那样的情况下，选择攻取南方，是最合理、风险最小、收益最高的选择。 即便如此，在乾祐四年，南征在即，辽军聚大兵南下，火神淀之乱，当时就有不少人提议北伐。为何，还是北塞残破的局面下，大汉上至君臣，下至军民，安全感不足。 在拓地淮南，西收秦凤后，国力渐富，兵势渐强，又有人向刘承祐建议北伐。当时辽国虽然也恢复了几年，但政治不稳定，宗室贵族叛乱不休，让人看到了机会。 lt;div style=quot;text-align:center;quot;gt; lt;scriptgt;read_xia();lt;/scriptgt;Ｍ.dＡmInＧPuＭＰ.cｏ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