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南东道与一般的藩镇不一样,乃是文人掌政,自然而然就是需要上报朝廷了。 而这边,开封朝廷,却在进行着相权与君权的博弈。 在乾德元年(963),赵匡胤与赵普相谋,开始进行收权与中央的政治改革,效果不错。 军队上,赵匡胤听赵普之谋,广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募精壮之丁为禁军,于是天下精兵皆归枢密院指挥。 并实行“更戍法”(地方部队定期调动,将领定期轮岗,兵无常帅,帅无常师,以避免结党营私),中央由此收回了兵权。 之后,在财权上,又设转运使,将地方钱粮输送中央,当然,由于掌控力的原因,宋国的转运使并没有证税权。 赵匡胤也理解不了为啥要把征税权剥离地方。 他操着大嗓门,穿戴着黑袍,不屑一顾地言语道:“地方治民收税,本就是理所应当的,再另行他设一部,岂不是画蛇添足?多此一举!” 对着赵普,他又低声道:“这般一来,岂不是又增添许多衙门官吏,朝廷开支大增!” 地方上,乾德元年,赵匡胤用赵普谋,他又广设通判,以文人任知州,通判为皇帝督察知州之耳目,罢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和渐削数十异姓王之权,安排他职,另以文臣取代武职,于是武臣方镇失去弄权的基础。 这般一番操作,中央粗控地方,府库充盈了一些,赵匡胤也不再是黄袍加身那般拘束,皇帝也当的得心应手了。 这般权势大增,对于那些前朝时留下的三位宰相,他越发的看不过眼了。 于是,就在乾德二年(964),正月刚过,部署中枢与地方政权既定,时机成熟,范质等人再次“上表求退”,此时朝廷中枢机构、地方政权和军队都已稳定,赵匡胤大大方方地予以批准。 三天后,又任命枢密使赵普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,出任宰相。 而奇葩在于,政事堂没了宰相,赵普的宰相任命属于中旨,他当然受不了这个委屈,赵普以此为由上奏赵匡胤。 中书省由于没有宰相,所以没人签署敕令,朝政难通, 按照唐朝传下的惯例,皇帝发布的“诏、敕、制”等正式文件,包括任命宰相的“敕书”,必须由宰相“副署”,即在皇帝签字后再签,才能生效。 赵匡胤的笑容带有深意:“卿只管呈进敕令,朕为卿签署可以吗?” 赵普无奈,你这是准备在宰相皇帝一手兼,哪有这般道理,为了捍卫宰相的权力,他郑重其事地言语道:“这是宰相的职责,非帝王所为也!” 在赵普这里碰到个钉子,赵匡胤还不罢休,他限制宰相权力的想法难以阻断。 所以,他召来翰林学士承旨、礼部尚书陶榖、翰林学士窦仪,让二人根据过去的事例寻找办法。 其实质上就是想办法来抑制相权,想让中旨实权化,毕竟是中旨能任命宰相,其他的官吏岂不是等闲? 窦仪却不接这茬,反而认M.dAmingpUMP.cOm